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堪称佛教中国化的三个标志性人物。

他们回应了不同时代佛教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佛教传承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回顾与湖北法缘深厚的三位大德法师在佛教中国化历程上的探索，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一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要扎根当下生活；二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既要汲取外部养分，又要保持本色；三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呼唤佛教界要有新的作为。

2014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国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到，“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这段精彩的演讲，对佛教中国化做了精准的描述：一是外来佛教与本土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主动融合；二是诞生了具有中国特质、中国特色的“佛教形态”；三是其扎根本土，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滋养着不同时期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民众，跨越时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乃至世界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说明，唯有适应中国本有的文化土壤、社会制度、风俗人情，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三位高僧的中国化探索

回顾佛教中国化进程，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堪称佛教中国化的三个标志性人物。他们回应了不同时代佛教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佛教传承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历史上，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佛教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吸引和培育了无数的高僧大德、名流居士，特别是这三位法师都与湖北法缘深厚，他们先后在这里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

道安大师（312—385）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十二岁出家，后师事佛图澄。因北方战乱，南下湖北襄阳，驻锡十五载。大师生活的时代，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三百多年并开始广泛渗入中国社会各阶层，经法流行，义学昌盛，但佛教教理教义、组织制度尚处在初期的探索阶段，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形式。道安大师行化襄阳十五年，依照中国语言文理整理佛典，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教团的规范制度。他还倡导“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向佛教界提出了如何与所在社会政权、制度相适应的问题，要求佛教主动适应社会，佛教活动要与现实政治相协调。道安大师及其弟子慧远法师所作的各种改革和努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使佛教适应了中国国情，使中国佛教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存在范式。

慧能大师（638—713）是唐代岭南新州人，青年时期自岭南来到湖北黄梅修行求法，得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是中国禅宗实际上的初祖，他开创的禅宗维系了中国佛教自中唐以来的法运。

在慧能大师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流传六七百年，义学大畅，而佛陀出世说法的本怀宗旨却日见隐晦。慧能大师以大无畏的气魄作雷音狮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他以通俗晓畅的语言揭示了佛法的奥秘，强调生活和修行是全然一体的。这种平民化的觉悟为后来的禅宗开辟出了极为活泼生动的禅机妙用，搬柴运水、生活日用都是禅，觉悟的因缘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他为佛教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此后“一花开五叶”，禅宗从法脉传承、思想理论、修行方法、组织制度、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并进一步促进宋明理学、道家内丹学、阳明心学的诞生，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虚大师（1890—1947），佛教改革家、理论家、教育家，人间佛教倡导者、践行者。 1918 年，大师来到武汉弘法，并在汉口六渡桥建立了武汉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居士学佛道场——汉口佛教正信会，引导居士正信正行，护持佛法，施医施药，利济众生。1922 年，大师在武昌千家街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并任首任院长。1924 年，在昙华林鼓架坡设立了武昌佛学院女众部。1932年，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馆藏图书达22428种、24230册、111000卷。武昌佛学院是我国用现代教育方式创办的第一所最为正规、最具影响力的近代中国佛教高等学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办学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近代佛教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精通佛学、旁通近现代思想学说的佛教人才。在武昌佛学院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各地相继兴办起佛学院，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近现代革新。那个年代，外来文化在先进军事和科技的掩护下冲击着古老的中华文化，其中包括佛教。在当时的佛教内部，出现一些脱离世间的倾向，被人讥为“避世主义者”；外部也面临严峻挑战：张之洞的“庙产兴学”、袁世凯的《监督寺庙条例》、冯玉祥等人的毁庙逐僧……都将寺院与僧人一步步推向绝境。

太虚大师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中挺身而出，提出了佛教应当推行“教制”“教产”“教理”三大革命，力主除旧布新，积极倡导“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映鉴。正是充分继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大虚大师才可以力挽狂澜，痛陈当时的佛教流弊，倡导佛教回归到服务现实人生上来。直到今日，人间佛教思想依然是中国佛教界、世界华人佛教界的主流思想，成为百年来最有生命力的佛教思想。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一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要扎根当下生活。佛教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命题，更是一个时代命题。佛教的中国化，其本质上是中国佛教在每一个时代的“当代化”问题。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潮流，扎根生活，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回顾与湖北法缘深厚的三位大德法师在佛教中国化历程上的探索，我们不难看出，佛教中国化的每一步，无论是义理革新还是信仰实践，都是大德法师深入社会，深入大众，深刻思索佛教与当下时节因缘相适应的积极探索，都是在努力让宗教回归现实生活，造福社会人群。这一历史过程波澜壮阔，发人深省，激励后人；这一过程历久弥新，薪火相传，永远在路上。

二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既要汲取外部养分，又要保持本色。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亦曾出现过多种道路选择，或偏于契机而疏于契理，譬如将菩萨情怀降格为世间的人天善法，将人间佛教等同于慈善公益事业，而将定慧之学简化为心灵抚慰和疏导，甚至视作“诗化人生”“休闲人生”等人本哲学理念，屡有偏离佛教真精神之患，乃至借人间佛教名义，落于庸俗化、商业化、世俗化，造成佛教领域商业气息趋浓，迷信色彩回潮，世俗异化明显等问题出现，需要我们时刻警醒。

正如赵朴初先生在 1993 年《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指出：“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更要保持清醒和定力，保持佛教优良传统和清净本色。从以上三位高僧的行化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对中华传统文化谙熟于心，将佛教文化与所处的国情世情融会贯通，从当下社会中汲取养分，变革图新，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主张和举措，并且身体力行，坚持恪守戒律，感召后人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行。

三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呼唤佛教界要有新的作为。建设人间佛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当前的环境与太虚大师在世时，甚至和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对人间佛教的精神体系和实践内容进行系统总结、完善和提升。在这方面，湖北高僧净慧长老所倡导的“生活禅”修行理念，从思想体系和践行方式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强调“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把祖师禅的“道在日用”和菩萨道的“即世而出世”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堪称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先进典范，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新时代中国佛教界既要回归佛教中国化的真精神，又要开创佛教中国化的新征程，希望中国佛教界在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有新作为、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