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初步传入中国，继而传入湖北的历史进程来看，佛教传播总是与历史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西汉开拓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佛教传入创造了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佛教文化只是停留在北方洛阳一带。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促使僧俗二众避难南下，从而开启了佛教向南传播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北方战乱也促使中原士人民众南下，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开发与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阳佛教南传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步伐呈现了相同的节奏。结合以后的历史，观察这一现象则更为明显。由于湖北所属的长江中游地区北接中原，南通湘广，西达川蜀，东临吴越，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因而洛阳佛教南传的第一站便是湖北武昌（今鄂州），并非偶然。自武昌（鄂州）沿江而下，佛教文化继而向江浙扩散。其中，支谦在武昌译经时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翻译理论思想。

永嘉之乱及西晋灭亡，中原士民纷纷南渡。中原佛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再次进入荆楚。稍后道安、慧远僧团的到来，为荆襄佛教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奠定了南朝时期的佛教格局。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逮乎晋朝，已达数百年。佛教逐渐在中土生根、发展，呈现出日益蓬勃兴盛之势。然而在这种佛教传入初期阶段，也面临种种不尽完备之处，这是一种新型文化传入之初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道安大师横空出世，无论是整理经录，还是制定戒规，天下沙门以释为姓，实质上是对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历史性总结，在中国佛

教史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流露出中国化的特点。

东晋南朝时期的荆楚佛教中心先在襄阳，后在江陵，最重要的寺院几乎都在江陵。这一时期的荆楚佛教不是孤立的，而与当时整个佛教格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与建康，西与巴蜀，北与关中，南与岭南三湘乃至域外佛教皆保持着交流互动。荆襄所处天下之中的位置，使其在当时不同的佛教传播路线中扮演着中转站的作用。因此，南北方政权佛教所盛行的不同的学说，诸如禅、净、律、成实、阿毗昙、法华、涅槃等，在荆襄地区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荆楚佛教的盛行深刻地影响了荆土士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少荆楚高士名流被佛教义理所吸引，孜孜不倦地研究和信奉，并调和其与中国固有文化之矛盾，使之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实质上是为推动佛教中国化所作出的探索。佛教文化也扎根荆楚民间，诞生了一系列佛教民俗节日，影响波及东亚及华人世界。

这一时期的宗派分野未如唐代那样明显。当时的高僧往往是勤修众学，不拘一端。究其原因，则与历史发展脉络有关。东晋时期，南方佛教典籍尚且呈现缺乏状态，出家僧人表现与中国政治分久必合步调几乎一致的是，南朝后期，中国佛教也开始呈现出南北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方面，天台宗祖师居功甚伟。慧文、慧思大师的禅观实践，在北方实现了大乘 “禅”与“智”的统一。慧思大师南渡继续整合南方盛行义学、北方流行禅诵的佛教风气。特别是为南方树立了崇尚禅法的佛教环境，促使达摩宗活动范围向南转移，为尔后禅宗大行于南方提供了历史基础，成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南方佛教由崇尚义学向禅风转化的转折之起点。禅宗大行之后，又对北方流行的小乘禅法进行了彻底清理。江陵智者大师继承了慧思大师事业，并对慧文、慧思的佛学思想进行体系化总结，形成了博大精深、教观双美，又极具特色的佛学体系，将大乘实相禅法和大乘般若智慧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代表了东土大乘气象佛教中国化历史走向，呈现出隋唐佛教兴盛的必然性逻辑。而天台判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南北佛教成就的统一，是中国佛教发展一标志性事件。  

在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割据分裂时期，中国佛教初步完成了吸收学习的阶段。步入统一的隋唐时代，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八大宗派纷纷诞生，龙象涌现，大师辈出，宗派的著名祖师都曾驻锡或游化荆楚。其中以禅宗最为隆盛，其次为天台，正所谓“台禅发源，祖印高悬”是也。天台宗集大成者智者大师出生于湖北江陵，晚年又在故土创立玉泉寺，演说《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为一生说法之最高峰，敷扬其毕生佛学之精妙。“天台三大部”的两部巨著皆诞生于此，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天台山国清寺一系成为正统之前，正是天台宗玉泉寺一系大师辈出，被尊为国师，维系着天台宗地位不坠。从天台止观发展三阶段看，圆顿止观代表止观体系的最高成就，而圆顿止观的重点在于“观”，“观”则需要般若，本质上属于般若慧观。禅观实践与般若相结合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四祖道信在禅法思想融摄般若并非偶然，反映的正是当时整个佛教思想发展轨迹的内在逻辑。所以，四祖道信强调先闻修般若波罗蜜，然后能入一行三昧。这种趋势到五祖弘忍则更为明显，故而此后五祖弘忍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接引学人，由此奠定了中华禅学重般若的鲜明特色。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奠定了禅宗的基础。弘忍下传慧能、神秀等弟子，使禅宗法脉遍布于天下，浩浩荡荡，弘演开来。正所谓蕲黄禅宗甲天下，大事因缘问黄梅，鄂东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下禅源。曹溪以降，几乎每一代祖师传承皆有荆楚法嗣。稍后产生的曹洞宗、沩仰宗更是直接影响了湖北佛教发展。两宗传人纷纷驻锡湖北各地，开辟了一系列的佛教禅宗道场，例如郢州芭蕉山、郢州兴阳山、郢州太阳山，襄州白马山、襄州延庆山、襄州鹫岭、襄州鹿门山、襄州谷隐寺、襄州洞山、襄州石门山、襄州万铜山广德院、襄州含珠山，蕲州三角山、蕲州乌牙山，鄂州黄龙山、鄂州茱萸山，安州白兆山、安州九嵕山、安州大安山，随州双泉山、随州护国院、随州智门寺。这些禅宗道场几乎皆是连续出现祖师驻锡、弘化，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一直影响到宋代。在宋代禅宗祖师行迹之中，仍会看到这些新兴禅宗道场的踪影，其中某些道场在宋代成为闻名全国的禅宗寺院。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禅宗传承最为严格，只有真正证悟，方能成为得法弟子，因此，在湖北崛起的这些禅宗道场之祖师皆为龙象，概可知矣。如果说东汉魏晋，湖北佛教的中心在武昌（今鄂州），东晋南朝，湖北佛教主要集中在荆州、襄阳、赵宋一朝仍属佛教兴盛时期，对湖北佛教影响最大的仍是禅宗，其中以曹洞、云门、临济三宗影响为大。湖北对三宗的兴盛与传承有着决定性的深远影响。云门宗的双泉师宽、五祖师戒、智门光祚等云门宗师驻锡湖北弘化。此后，北宋一大批中流砥柱的著名云门宗高僧，诸如泐潭怀澄、北塔思广、洞山宝寿、大觉琏禅、玉泉承皓、延庆子荣、雪窦重显、圆通居讷等都出自他们门下。特别是促使“云门中兴”的雪窦重显禅师遍参湖北丛林长老，在湖北开悟，得法于智门光祚禅师。在这个意义上，湖北在北宋云门宗发展、中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天衣义怀、法云法秀、慧林宗本等国师级云门尊宿皆出雪窦重显门下。湖北在曹洞中兴的历史作用更为明显。北宋前期，驻锡湖北郢州的太阳警玄禅师独自支撑着曹洞宗风不堕。后继者投子义青禅师的重要法嗣及再传弟子——大洪报恩、芙蓉道楷、丹霞子淳皆为随州大洪山十方禅院的住持，使大洪山成为曹洞中兴时期的重要祖庭，取代了之前太阳山曹洞祖庭的地位。此后北方曹洞宗、南方曹洞宗，乃至日本曹洞宗之法脉渊源，皆与湖北随州大洪山有密切关系。湖北对临济宗的影响同样很大，临济法脉千年不绝，实出自杨岐一派，五祖法演禅师居功甚伟。法演禅师驻锡黄梅东山五祖寺，于此弘化几十年，僧众盈集，门庭广盛，被同时代的灵源禅师称为“天下第一等宗师”。得法弟子以佛果克勤、佛眼清远、佛鉴慧懃最为知名，有“三佛”之称。“三佛”法嗣门人众多，极大地促进了杨岐派的壮大与兴盛。奠定了“临济儿孙遍天下”的历史基础。南宋时期，宋金南北对峙，长江中游地区对于屏障长江下游，沟通长江上游有着重要战略地位。因此，湖北在宋金战争对峙中成为重要战场，佛教受到一定影响。“三佛”再传法嗣大多分布于东南地区，尤以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居多，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转向东南高度一致，元明清时期江南佛教之发达，与此渊源甚大。

南宋后期，蒙（元）宋战争对峙长达几十年，历时长久的襄阳保卫战即发生在荆楚大地。宋、元长期战争也使湖北佛教遭受巨大破坏。从一些地方性记载看，很多寺院毁于战火。元代统一之后重新开始恢复。但自武宗（1308—1311）以后，元代政治日趋腐化，围绕着帝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不断，至元顺帝即位（1333），元朝已经步入危亡的末期，土地兼并、贫富差距、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天灾不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逐渐演变为元末农民大起义。徐寿辉、邹普胜利用白莲教在蕲州起兵，建立天完政权（定都汉阳），稍后陈友谅建国号汉（定都武昌），湖北再次成为重要战场，佛教又受到战争的摧残。因此，元代时期，湖北佛教远远不及唐宋隆盛。  

明清佛教呈现衰落之势，但仍有不少高僧名士支撑佛教门户，其中湖北佛教具有重要地位。就临济宗而言，明代有无念胜学、大觉圆、天奇本瑞、无闻明聪、笑岩德宝、无念深有等一批禅门巨匠驻锡湖北弘化。特别是笑岩德宝为临济正脉所系，为明中后期第一流的高僧，晚明四大高僧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皆曾向其问道。笑岩德宝再传弟子有杰出的天童圆悟、天隐圆修。而圆悟、圆修两大禅系人才辈出、门庭广盛，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传承。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出自天隐圆修一系，当今中国禅宗法脉大多出自天童圆悟、天隐圆修两大法系。阳明心学居士群体与明末佛教复兴亦有密切关系。当时湖北居士佛教人物甚多，其中以公安三袁和怪杰李贽最为有名。公安三袁以袁宏道的佛学成就最高。他由儒入禅、由禅归净，所著《西方合论》以华严确立框架，开拓了净土思想的视野和气势。受到蕅益大师的高度评价，清代佛学大家彭际清也对袁宏道非常推崇。袁宏道还直接将《中庸》视为震旦古佛之教，发前人所未发，开拓了佛儒会通的新境界。李贽对佛教也深有研究，李贽净土思想十分复杂，或存在误解，或有个人主观理想色彩，或受禅宗自性净土影响，或又表现出强烈专修净土的愿望，给人以摇摆不定、难以捉摸的印象，不像袁氏兄弟那样坚定、明确。其更大的影响及历史地位则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贡献。细考之，他的启蒙思想与新奇观点，其实也多受佛教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湖北佛教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太虚大师为推动近代佛教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太虚大师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实验探索恰恰是在湖北武汉进行的。首先，武昌佛学院的创立，催生了中国佛学院办学培养僧才的模式，影响至今。影响当代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想，也是太虚大师在武昌提出、发表的。太虚大师指导下的汉口佛教正信会成为居士佛教的重要表现形式，并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也成为居士组织的楷模和样板。《海潮音》《正信》则开辟了利用期刊、报纸弘扬佛法的新模式。太虚大师僧团尤其重视佛教学术研究，为近现代佛学学术研究提供了规范和经验。时至今天，已经有了很多全球性的佛教组织，佛教走向了世界。太虚大师高瞻远瞩，民国时期即着手开拓了世界佛教运动，而在此运动中，武昌佛学院及武汉护教居士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华严中兴、唐密中兴也与湖北佛教有着密切关系。中兴近代华严的月霞老人是湖北黄冈人，其门下弟子持松大师、慈舟大师、戒尘法师等也是湖北人，并在湖北进行了弘演华严的办学活动。中兴唐密的大勇法师、持松法师都曾在武汉进行了重要的弘法活动。尤其是持松大师在宝通禅寺一系列的弘演密教，在近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是历史上湖北佛教深厚的沉淀和积累，促使近代湖北诞生了一大批影响中国佛教历史进程的高僧大德。

当代鄂籍禅门大德净慧长老从历史的高度，概括了中国佛教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而这三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道安大师、六祖慧能、太虚大师。道安大师开启佛教中国化，六祖慧能开启禅宗大众化，太虚大师开启佛教现代化。而这三位大师所开创的佛教事业恰恰都是在湖北完成的，由此可见湖北佛教之于中国佛教的巨大影响和历史贡献。